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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广东医疗队援助医生:从一团乱麻到逐步有

  原标题:对话广东医疗队援助医生:从一团乱麻到逐步有序

  天色渐晚,走出武汉市汉口医院的内科楼时,一阵冷风迎面吹来。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队队长张达成没留意天上是否挂着星星,但在冷风中,他的心是暖的。

  2月26日,张达成和同事们送走了12名痊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有中年大叔大妈,也有坐在轮椅上的80岁的老大爷。

  汉口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形势严峻。除夕夜和大年初四,志愿者证有什么好处,广东省分别派出第一批127名医护人员、第二批148名医护人员组成了广东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队(下称“广东医疗队”),对汉口医院呼吸六区、呼吸七区紧急支援。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肝脏肿瘤中心教授郭亚兵,是广东医疗队第一批次领队,2003年,他曾是原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赴小汤山医疗队的一员。但与17年前相比,这次的“医疗空降兵”来自省内的20多家医院,大部分人互不相识。如何在短时间内磨合、适应、相互协作,如何在陌生的环境里共同应对肆虐的疫情,无疑是对他们的一场考验。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郭亚兵、张达成的对话。

  一个医院干不成,分工合作才能完成任务

  剥洋葱:这次医疗队出征武汉,人员组织等工作非常迅速。

  郭亚兵:是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第一批医疗队来自9家单位,不到半天时间把人招齐,当晚出发,凌晨4点抵达住处,第二天就排班下病房了。因为非常匆忙,所以排班时才发现有的名单有错,比如原本报名的人没来,或者临时换了人互相不认识。

  张达成:我属于第二批,有了第一批的经验相对会好一些。

  去武汉的飞机上,我们18家医院的队长们就碰面了,互相了解各自队伍的人员构成、物资准备。大家发现,单独一个医院是干不成事的,只有各医院团结在一起,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比如广东省卫健委要求每个医院的队伍最好备出两个星期的防护物资,但很多医院本身不是传染病医院,一时间不可能准备那么多。这样的话各医院就互相商量,把所有的物资拿出来,共同调配使用。

  人员方面也是,每个医院来的科室不一样,呼吸科、感染科、ICU、内分泌的都有,所以我们第二批39个医生最后被打散了,分到三个组工作。

出征前的郭亚兵(左四)和同事们。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出征前的郭亚兵(左四)和同事们。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剥洋葱:你们到达时,汉口医院是什么情况?

  郭亚兵:汉口医院是武汉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第一批定点医院之一,面临着疫情的第一波冲击。它原本是一个综合性医院,是临时把病房腾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基本是一团乱麻。

  那时候刚好是大年初一,原本30人的病房一下塞了80个病人,只有2个医生、5个护士。他们跑来跑去,停不下脚,头上直冒汗。这么多病人,我们现在白班是5个医生、10个护士同时下场才管住。所以当时特别乱,卫生没人打扫,满地都是医疗垃圾。

  总体来说,病情还是很严峻的,发展很快。我记得大年初二中午我们接手了危重症病人的病房,还没有一两个小时,就有两三个人不行了,晚上又有两个不行了。还有一天,一个病人从急诊推上来,还没到病房人就没了。

  最初几天病人实在太多了,最高峰时期,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1500人到1600人。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在这次疫情中最早开始做发热门诊,一天大概不到300个门诊量,接诊时间就拖到了夜里2点多。但汉口医院的工作量相当于我们的5倍,几乎全部人手都砸进去了,一直扛了快三个星期。我想如果我们再迟来一点,他们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可能会崩溃掉。

  张达成:刚下病区时,我走到病人床边,病人会很急迫地诉说自己哪里不舒服,还有的病人会哭。这大概是因为原来医护人员不够,病人能接触到医生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们一下子看到4个医生,就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交班的医生说,这是广东医疗队过来支援我们的,我能感觉到,病人是有点兴奋的。

  剥洋葱:你们去的时候,汉口医院的医护人员情况怎么样?

  郭亚兵:当时呼吸科整个科室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主任没被感染,还在那硬挺着。ICU的7名医护人员病倒6个,院领导也倒下好几个。

  张达成:我是大年初六入病房的,接手呼吸七区。去交班时,整个病区只有一个汉口医院的本院医生,管七十多位病人。那个医生和我们一床一床地重点交代病人情况,一圈下来,粗略计算,病区内住院的约1/3是本院员工。

  交班完,那位医生就撤场了,两天后听说他也被确诊阳性住院了。交班那天我们都穿着防护服,看不到脸,我只知道他是个中年人,叫“刘医生”。

  有人倾诉,有人吵架,你得理解他

  剥洋葱:刚到武汉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张达成:这次疫情前大半年,我来武汉开过会,当时感觉武汉发展很快,就要赶上北上广深了。但这次再来,发现整个城市像突然间睡着了一样,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只能偶尔见到几个警察。那种气氛有点悲凉,有点绝望,让人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感觉。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大家当时心里的确有点压抑。

  第一天下病区换防护服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大家都很紧张,因为来到一个陌生的医院、陌生的场所,对整个工作流程不熟悉。而且当时对于疫情,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正规的义工旅行,加上初期好几位病人过世,这让大家非常沮丧。

  我印象很深的是队里的一位感染科医生,志愿者活动有哪些项目,有一天我们一起上班,他负责开车,但是开得特别慢,整个状态都不对。后来听护士说,他负责的一位37岁的男性患者没救过来,患者的妻子就在门外跪在那位医生面前。

  这个事情可能对那个医生触动比较大。一方面,感染科平时接触的大多是乙肝这类病人,危重症的比较少。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医生、护士都很善良,他可能觉得一个37岁的男人正是家里的顶梁柱,人就这么没了,他过意不去。

  从那以后,这个医生变得很沉默寡言,经常躲在房间不出门。

  剥洋葱:这种情况下,队员们要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况呢?

  张达成:有一天值班事情不多,我就和那位医生站在窗边聊天。他主动说,没想到这里的情况这么恶劣。我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已经来了,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不一定要怎么惊天动地。现在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力所能及地打好一次针就是在做贡献了,一点一滴小的积累成大的,整个疫情才能慢慢改善。

  另外就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给他讲讲武汉的景点。

  那天聊了快一个晚上,下班后回酒店时,我感觉他开车的速度快了好多,我想他的心情可能也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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